在面试一家外资银行的时候,赖凯颖发现和她一组进入最终面试的五个应聘者中,只有自己一个本科毕业生,其余四人均是研究生学历。
赖凯颖从来没有想到,回国之后的求职之路竟然会如此曲折。
在面试一家外资银行的时候,赖凯颖发现和她一组进入最终面试的五个应聘者中, 只有自己一个本科毕业生,其余四人均是研究生学历。在这四人当中,有两位本科和研究生均就读于国内“985”大学,一位本科和研究生均就读于悉尼大学,另外一位本科就读于国内“985”大学,硕士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。
“以前大家会觉得海归很厉害,但随着海归人数的增加和国内高校的发展,海归的竞争力已经被大大削弱了。”她感慨道,国内竞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她的想象。
最终,她还是被刷了下来。
赖凯颖意识到,笼罩在“海归”头上的光环开始渐渐褪色,大多数海归和她一样,现在不得不面对“骨感”的现实:他们并未收获理想中的高收入,就连留学的学费也很难靠薪金赚回来。
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“海归”一词,意指回国积极投入市场化浪潮、进行独立创业或者走上专业技术管理岗位的留学回国人才。
8月12日,全球化智库(CCG)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《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》,报告显示,在被调查的80后、90后留学回国人员中,44.8%的人税后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,近七成海归认为月工资远低于自身期望;另外,专业不对口现象在海归群体中同样明显。
留学花费一百万,面试时“眼泪都要出来”
2011年,平时成绩优异的赖凯颖,只考上了一所国内的二本学校。
高考失利之后,赖凯颖选择休学一年申请国外大学。在雅思考到6.5分之后,她终于进入加拿大综合性大学排名第一的西蒙菲莎大学(Simon Fraser University),学习会计和金融学专业。
在赖凯颖毕业的2016年,西蒙菲莎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位于200名左右,和国内“985”的高校排名相当。
参考中国报告网发布《2016-2022年中国公共就业服务市场运营态势及十三五投资决策分析报告》
整个留学花费并不便宜。家境富裕的赖凯颖表示,留学加拿大四年的花费,已经超过了100万元。毕业后,赖凯颖选择回国内。她找工作的第一站选在了广州,这是离她家乡最近的一线城市。
“在我大四的时候,我也有考虑过到底要留在加拿大还是回国内发展,但最终还是因为家人的强烈要求而回来。”赖凯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,因为自己就读的大学排名较前,且自己也就读于热门专业,所以在回国之前,家人和自己对于找工作之事并不担心。
但回国之后的第一次面试,赖凯颖就感受到自己的状况,与国内用人单位需求存在区别。
“面试进行得还挺顺利的,但在最后,面试官问我几个相当专业的会计问题,当时我就知道这下悬了。”赖凯颖回忆道,她所面试的是一家国有证券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部门,在工作中需要经常处理财务报表。然而她在加拿大所学的会计课程,多是根据美国会计准则(US GAAP)或者国际财务报告准则(IFRS)而编写,但在国内的会计准则和这两者之间的差异,仍然相当明显。
“会计准则的不同决定了财务报表上的一些数据差异,招入我们这样的国外留学生,会使得企业在内部培训的成本升高。”赖凯颖这样看待她面试的失利。
让赖凯颖更加失望的,是她一次面试某国有银行时,主考官对她专业能力的质疑。在赖凯颖大四的时候,她便通过了CFA(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,注册金融分析师)一级的考试。作为国际认可的金融从业者资格考试,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杂志于2006年将CFA专业资格比喻成投资专才的“黄金标准”,而赖凯颖也是在经历近一年的准备之后,才成功通过了考试。
但这一个全球通用的专业考试,并没有得到这次面试官的青睐:“在面试的最后,考官问我有没有在国内考取基金从业资格证或者银行从业资格证,我跟考官说我准备考CFA二级,他冷冷地回一句‘整这些没用的做什么’,当时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。”
现在赖凯颖已经离开广州,回到自己的家乡—南方的一座二线城市,在当地一家公司负责金融工作。这份工作,她坦承,有自己的努力,也有父母的介绍在里面。
拿着不到6000元的收入,赖凯颖觉得相当快乐。“现在每天早上八点半上班,五点半下班,公司基本没有加班文化,工作强度和压力也不大。周末也有很多时间可以陪男朋友和家人,这对于大城市的金融从业者而言,都是奢侈品。”
但有些时候,赖凯颖还是会觉得又不甘心:毕竟家人供自己留学花费超过100万元,对比自己不到6000元的月薪,“要做差不多20年才能回本啊,”她自嘲道。
母亲打工攒学费,求职中的优势只有语言
和家境富裕的赖凯颖不一样,刘逸凡的家庭只能算是中产阶层。
2011年10月,19岁的刘逸凡抵达日本大阪。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学习日语,通过留学生考试和日语等级考试,随后报考了在日本国内相当普通的一所大学—大阪经济法科大学,专业是经济学。
刘逸凡的母亲曾到日本工作两年多,积攒下了可供他出国留学的十几万元教育“基金”。
大三修完所有学分,他大四开始奔波在日本各个公司的就职活动中,计划在日本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再回国,但在求职中处处碰壁。
“日本对外来求学的学生包容性还不是很大,而我在日本找工作的优势就是中文,很多日本留学生在日本的工作是一些免税店的销售。觉得自己怎么也是一个留学的本科生,总不能在日本做个销售,卖手机吧。”
在日本经历了十个月的求职,刘逸凡5月份回国后就开始在网上投递简历,收到两家北京公司的面试通知便奔赴北京。
到北京的第一个星期,刘逸凡面试了两家贸易公司,都是对外贸易的工作岗位,这也是他最初向往的工作,在面试后却没有收到任何通知。“我在国外是到处碰壁,回国找工作就觉得压力很大,很怀疑自己的能力,也因为是留学生身份,父母送出去念书也是十几万元的花销出去了,心里很多不安。”
在随后的第二个星期,他进行五家企业的面试。但其中与专业对口的工作起薪很低,起薪较高的工作则需要他放弃学了四年的专业重新学习。
“找来找去都是月薪5000元左右的工作,最高不过7000元。”他沮丧地说道。
“经济学的范围广,想在就业时能有优势,求职时反而觉得方向太多,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。”刘逸凡告诉时代周报记者,自己在求职中的优势,只有语言。
现在他就职于北京某家化学相关的公司,公关职位,负责对外关系,“公司要么招很懂专业但不通各国语言的人,要么招通外语但专业不对口的。我就是后者。”刘逸凡说道。
如今的刘逸凡,在北京的月薪为6500元,“在日本工作应届生能有20万日元,换算人民币每月大概一万二,回国后能拿到一半,我也觉得很知足了。”
用人单位:有海归语言都没学好
海归们对用人单位的待遇感到失落,很多用人单位对海归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。
“我遇到的一些留学生在国外学习很松散,理论知识都学不扎实,修满学分一年两年就毕业,最符合公司需求的只有语言了。” 杨飞凡是从事国际早教育公司的HR(人力资源)。
杨飞凡告诉时代周报记者,来公司应聘的留学生不少,他们当中也有人表现不好。
杨飞凡所在的公司里对海归的接纳比例大概为3%,语言水平是用人的第一要素,第二是专业技能,第三是性格态度,其他再好,语言达不到标准也是不行的。“以前有一位英国很好大学毕业的海归,顺利毕业,但语言都没学好。”杨称。
在近期招聘文案策划时,杨飞凡就碰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留学生,学习了一年的新媒体专业,“他认为自己是出去‘镀过金’,在面试、笔试时的表现都挺一般,在薪资和发展机会上期待还挺高,最后没有留用”。
数据显示,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突破54万,归国人数超过43万。
越来越多的海归涌入国内就业市场的同时,各种海归变“海带”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: “几十份简历石沉大海”“留学一年月薪缩水不到7000元”“海归对工作满意度不足40%”……
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刘红霞在研究中认为,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海归就业的“匹配难”。 一方面,海归自身拥有的精英情结使其在就业选择中难以放下身段、理性选择;另一方面,在海归数量日益增多且高层次人才回流率低的背景下,海归在劳动力市场中遭遇社会排斥,而用人单位在选聘海归时更加理性、务实,不再看重海归的身份符号,提高了聘用海归的条件和门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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